2016年7月22-23日,由山东大学(威海)与山东威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威海市刘公岛管理委员会及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华复兴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在威海举行。山东大学副校长,山东大学(威海)党委书记、校长刘建亚,威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刘昌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武寅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张蕴岭主持进行了《黄海学术论坛》“中华复兴与中国道路”专辑发布。研讨会开幕式由山东大学(威海)党委副书记、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赵玉璞主持。研讨会围绕中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中国的复兴战略与大国崛起的道路比较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山东大学(威海)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会议。现将与会者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一、中国道路:理论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武寅女士在开幕式致辞中强调,把中国道路放到国际大视野和中外历史的长河中,从时间的全过程和空间的宽领域,纵横两条线上对中华复兴和中国道路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考察和阐释,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中国道路对世界产生了显著的震撼力和影响力,外部各种噪声只能更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也要防止修昔底德陷阱[1]。
今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面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要求我们面向未来、面向挑战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作特邀主旨发言时强调,习近平的大历史观及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尊重。我们这个论坛叫中华复兴。这个论坛的主题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历史观和我们党中央的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用宽广的视角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理论的大历史观。用这种大历史观来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理论是经济新的条件下对历史辩证法的尊重和应用。中国共产党能够引领中华民族走上伟大的复兴之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中国别的政治力量所没有的先进性。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研究员认为,“实现中国梦,当下是关键”。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需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战略思维,把握好当下,是如期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中国的改革开放以21世纪之交为分水岭,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阶段。前一个阶段我们改革开放应对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30年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包括指导思想的转变、政治环境的转变、经济体制的转变、对外政策的转变及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
进入21世纪以后改革开放面对的问题更多是新挑战。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由于进一步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包括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本身不完善、不健全带来的问题、财富掌握和分配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化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实现中国梦过程中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认为中国道路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三重关系,即现代化与本国现有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本国与西方世界和西方模式之间的关系;现代化与本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道路的重要性,指出中国道路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切实保障。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求是》杂志社编辑王鹏权在点评时也对中国道路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做了深入的探讨和肯定。王辉耀先生特别指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面临很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很多挑战,这是现实,必须面对和解决。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怎样定义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建立一个中国积极参与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至关重要。王鹏权博士重点评论了章百家研究员的观点,并将其归纳为“四个挑战”和“四个短板”,即经济增速放缓、社会矛盾敏感、凝聚共识更难、问题更加多元等“四个挑战”,现代化尚未实现、统一任务尚未完成、国际上缺乏盟国、缺乏可直接调动国际力量和手段、缺乏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等“四个短板”。
二、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如果把中国模式和道路放在世界的大背景下去考察,中国模式实际上是把别人历史当中一些看似不可能的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功,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证明了人类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性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这是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副主任周弘指出,中国道路证明了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发展的道路,而且是一种健康的发展道路。他特别强调,很多国家在刀尖上跳舞的时候,我们坚持的是一种独立自主、我们坚持的是市场和社会和谐的发展、我们坚持的是执政党的执政为民,就是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我们坚持了中央和地方良性互动的关系,像习近平主席说的我们的模式是我们特殊的,鞋子合不合脚,穿了自己知道,而且我们不仅穿了自己知道,而且我们穿着它去走自己的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的王晓玲从南海仲裁问题入手引出中国道路的解释问题和国际认可问题。中国道路的国际认可涉及第一个问题就是对命运共同体的阐释。我们把国际社会描述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其实是有丰富的含义。但是,如果说现代西方国家是民族国家的单位,以民族国家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那么,我们的这个命运共同体其实是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在关键领域里去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更加恰当。比如,我们的“一带一路”这些举措在国际社会上就得到了更多的互助和认同。
山东大学(威海)马克思主义教学部副主任、副教授郝书翠在报告中探讨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中国崛起对共产主义思想史发展的贡献。她强调,围绕中国道路的思想意义,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可能贡献;第二个方面,中国道路对于中国共产主义发展史的贡献;第三个方面,思想影响力以及我们在背景下应该有文化自觉。中国传统思想可以为重建国际新秩序、重建国际伦理准则与道德提供支撑。在这样一个角度上讲,有天下襟怀,有利于他人的价值取向。使得我们传统文化看作是处理各方关系的最高理念。这样一种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外交政策还有原则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思想可能贡献在于中国传统思想为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寻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念。郝书翠副主任认同王晓玲关于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并指出这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贡献。中国的崛起除了中国古老传统文明以外,还包括了现代人类存在的诸多成果,特别是现西方文明优秀成果。我们在强调文化自信的同时,实际上要另外一种警惕,就是文化自信不能搞文化自负、不是要惟我独尊。《中国社会科学》副主编李新烽,中国侨联对外联谊部副部长李涛对本议题的主旨发言进行了精彩点评。
三、中国的复兴战略
中华复兴和中国道路不能盲目、随波逐流,要有明确的战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似乎只是后期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矛盾以至于对抗。但从整个中国和现行体系的关系来看,目前我们从五个方面受到明显的束缚,甚至是某种桎梏。第一,国际规则和秩序的体系对我们的束缚,仲裁法庭就是明证;第二,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束缚,人民币总有一天要变成世界货币,这就会遇到与美元地位冲突的问题;第三,美国为首的军事盟国体系的问题;第四,历史遗留的领土领海各种争端;第五,美国主控的新型全球供应约束。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提到在实现中华复兴的进程中,应当重视借鉴传统中国的历史教益,平衡发展战略,防止战略透支。作为传统的古代中国和当代的一大主题的伟大复兴,就中短期和长期努力来说,特别重要的大概是深切的懂得“事固有弃彼取此,以权一时之势”的战略道理。
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存刚从文明史的视角,观察和解读中华复兴,指出重视和谐的中华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上一脉相承,生生不息,中华文化对于世界格局与总体进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人类历史不是人类的自然史。他说到底是一种人类史,也就是人类具有高度盲目性主体,在其独有的人为进行的创造性和积累的实践方式,人类文明史是一种总体上持续向上,因而日益趋进真善美的演化过程,各种文明体的诞生成长,不同文明体之间的相互激荡,相互借鉴,人类文明的总体进度这一复杂演化过程基本轨迹,具有五千多年文字历史的中国,在本质上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体,其内部呈现出多元共生符合状态,它从来没有中断过并持续向前发展,在人类文明历史的整体演化过程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文明总体途径当中占据着独特位置。中国复兴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复兴,其实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划分,世界文明实际上在东方文明当中,中国文明既然不是它的全部,但毫无疑问是其中最璀璨夺目的一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社长祝德彬与山东大学(威海)马克思主义教学部陈旭博士对本议题的主旨发言做精彩点评。
四、大国崛起的道路比较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吴心伯指出,美国面对当前国际环境挑战所做出的调整,将对21世纪的国际政治、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以及中国的国际战略产生重大影响。美国今后可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越来越需要其他国家来分担责任,作出贡献。这也就是意味着中国今后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有更大的有所作为的空间。从负面来看,美国的战略调整是用美国的相对同步与中国的力量崛起和战争拓展同时进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在报告中讨论了东亚的历史性变化和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在外部的冲击下原来东亚这个地区是一个成体系的一个结构,尤其是这个新世纪就是这个地区,重新走向了整合,虽然这个整合在政治上非常漫长的。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从另一方面,也可能需要我们信心比较足一点,就是说认识肯定会随着这种物质的变化会发生变化,可能这个时间会长一些,但如果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我们这个国家继续的往前推进的话,这个问题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李文分析了日本在崛起后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历史成因。他指出,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社会,以稳定的秩序向前进,各种担忧,各个利益的冲突达到一个起码的平衡,如果想进步就把进步的平衡打破,要上新的平衡发展的同时你也不能太快了。某一个力量,某一个单元增长的太快了,那这个人就得了一种就是不可收拾的癌症恶性肿瘤,限制不了自己。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同样如此,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就是明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副所长李薇,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任晶晶对本议题的主旨发言进行了精彩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副主任周弘主持了闭幕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在特邀总结发言中指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讨论已经成为全球学术交流的热点,总结中国道路问题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道路的核心是中国社会结构的调整问题,学者应当关注引发社会结构变革的深层原因。最后,张蕴岭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对中国道路的内涵进行了深度解析。他指出中国道路是一个进程,今后有关研讨将涉及中国复兴各方面的问题,山东大学(威海)及其他合作机构要通力合作,打造一个高端学术平台,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为早日实现中华复兴贡献力量。
7月23日,中华复兴论坛与中国道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们赴刘公岛参观,他们先后参观了定远舰景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刘公岛博览园等景点,他们以历史古迹和景点为线索,回顾了120多年前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历史。“作为中日甲午战争的见证地,在刘公岛调研对于探讨中华复兴和中国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是承办方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整合学校优质智力资源,着力打造的综合性的智库型科研机构的又一重大成果形式。中心自2004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东北亚地区区域和国别研究,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领域,是山东大学与东北亚各国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
[1]“修昔底德陷阱”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会面临一种危险的境地。这一情形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成就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修昔底德对此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